進入明代，石獅產(chǎn)品多起來，常見的有兩大類：廟宇、府第、墳冢前的守護獅和各種柱頭上的小坐獅。崇武三元宮前、螺城北關(guān)李氏與劉氏宅第前、洛陽劉望海墳前的石獅就是這時期的作品。其線條剛直簡潔，造型悍健威武，很少在細節(jié)裝飾上斗巧，保存著北國質(zhì)樸粗獷的風范和威懾神圣的內(nèi)涵。萬歷年間(1573～1620年)在菲律賓的惠籍華僑石工雕制的一些圣嬰耶穌大理石塑像亦為時人所贊賞。
　　明末清初，由于青石料的廣泛采用，以獅子和后期透雕龍柱為主的各種圓雕工藝品層出不窮，其工藝以鏤空技法和精細的釬鑿斧剁見長，并注意線條流暢、結(jié)構(gòu)勻稱、形態(tài)逼真，達到形神兼?zhèn)?。清代五峰石雕圣手李周把繪畫藝術(shù)運用于石雕工藝，藝術(shù)風格發(fā)生巨大變化，由質(zhì)樸粗獷向精致細膩、飄逸靈動方向發(fā)展。李周所雕制的福州萬壽橋18只“拳頭獅”、福州興化會館一對石獅和福州南郡會館的兩根青石龍柱等作品為這一時期的代表作。南郡會館的龍柱被譽為“李氏蟠龍柱”。此后，惠安石雕技藝大進，佳作紛呈，尤以青石龍柱雕刻為最突出。先后雕制安溪、晉江及惠安等地一些寺觀廟宇的龍柱、花鳥柱、人物柱。其中晉江安海龍山寺的一對青石蟠龍柱被譽為具有閩南獨特風格的石雕杰作(該寺后來為臺灣數(shù)十座龍山寺奉為藍本，爭相仿效)，
　　安溪文廟的龍柱也很有特色(該廟建筑被稱為“冠八閩”)，還有惠安東岳廟能以擊打的聲響分辨雌雄的龍柱及沙格宮的被譽為“雕工上乘，為他寺所少見”的龍柱，等等。
　　清嘉慶二十一年(1816年)惠安工匠應聘為臺南的福建龍海角尾鎮(zhèn)白礁后裔建造學甲慈濟宮；同時，還精心雕琢10根盤龍石柱和兩根篆刻方柱，運回龍海，建造白礁慈濟宮。
　　這個時期還有寺院、祠堂及紀念性建筑物門前或庭院里的石獅，品種繁多，有繡球獅、撓腮獅、扒耳獅、古錢獅、北京獅、帶子戲獅(母子獅)等。小者百十來公斤、巨者重達數(shù)噸。其藝術(shù)風格多由悍健威猛轉(zhuǎn)向玲瓏華美，石獅呈喜氣慧氣、形狀為嬉戲滑稽，線條圓轉(zhuǎn)流暢，神態(tài)天真活潑，象征吉利、迎祥、納福。充分體現(xiàn)纖巧、流利的“南派”風格。其代表作有福州鼓山涌泉寺前的雌雄繡球獅(李周作)、崇武豐山宮一對石獅(蔣國榮作)、福州法雨堂庭院欄桿上的小石獅(蔣文子作)、廈門梧村石坊下的1對石獅、福州于山法雨堂門前石鼓上的三獅戲繡球、南京中山陵的醒獅、廈門南普陀大殿前的石雕獅，等等。這些作品有的采用多處鏤空，多層結(jié)構(gòu)，雕工十分精細。
　　19世紀末旅外惠安工匠還為馬六甲清云亭雕刻一對石獅子，為福建會館雕制一對龍柱，為泰國王宮雕鑿許多石人和石馬。
　　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蔣雙家在崇武城隍廟前雕刻一對石獅。光緒末年，蔣文子在北京頤和園工藝競賽時雕的青石鏤花鼓椅、圓桌作品，被譽為“石雕之冠”。
　　清末民初，五峰石雕名匠承攬臺北龍山寺石雕業(yè)務，其中的8根龍柱(1對翻天覆地龍)、花鳥柱等作品，技藝出眾，影響深遠，為一代杰作。
　　民國初年，蔣文子還雕鏤廣州黃花崗烈士陵園石龍柱和福州《鐵拐李像》，兩者均為名作，影響很大。此外還有民國期間，惠安東嶺梅莊溪龍寺一對雕有翔龍配八仙，雙層結(jié)構(gòu)的龍柱，技藝絕無僅有。這個時期堪稱惠安石雕大出成果之黃金時期。全國僅有的三對“翻天覆地龍柱”(臺北龍山寺、安溪文廟、惠安沙格宮)均出于惠安藝匠之手?！?/p>